2007年，沈阳“慕马大案”中巨贪马向东的秘书王晓方，接连推出三部长篇小说《驻京办主任》《驻京办主任二》、《市长秘书》，以强劲的势头一跃成为官场文学的代表之一，但是也受到了“巨贪马向东的秘书居然成为反腐作家”的质疑。面对质疑，王晓方忍不住反唇相讥：“难道不跟着腐败还有罪吗？”（据2月29日《华商报》报道）

　　孟子有云：“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 （《孟子·尽心上》）；可惜，这个世界上所多的乃是凡人，而非禁得住道德高标考量的“圣人”、“君子”。在一个社会愈趋开放、价值观念愈趋多元的时代，对于普通人，并不合宜采取道德高标，并不合宜以“道学家”的眼光——以己律人，强加自己的意志于他人。虽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但是也并不尽然，凡事并无一律；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都有自己的处世原则，行为底线，——并不应以“株连”的思维进行“有罪推定”。法治社会，凡事讲实证，无证据证明王晓方涉嫌腐败，妄加质疑，即属无理；王晓方一句反唇相讥：“难道不跟着腐败还有罪吗？”，当然可以掷地有声。

　　其实，王晓方的这点“履历”，也是小巫见大巫，实在未必算得什么。当年著名社会学家、史学家陶希圣先生，也曾“误搞政治”，追随汪精卫，参与对日“和平运动”；但是当1940年汪日密约签订，陶即幡然醒悟……——可见世事纷纭，人性复杂，大是大非当前，功罪千秋，有时只在一念之间，——前进一步，即万丈深渊，而退后一步，则是“风月无边”“杨柳岸”，——能够把持住自己，即为英雄。陶希圣当然不仅是幡然醒悟，且与高宗武于1940 年1月携带汪日“密约”副本“反出朝歌”，在杜月笙等帮助下逃离上海，回到内地，建功于国，——此即史称“高陶事件”，——令人为之击节叫好！记得香港已故大导演张彻先生上世纪80年代曾拍摄过一部讴歌一班江湖好汉护送一位反出汪伪政权的爱国志士“高先生”逃离上海，而与汪伪特务展开连串厮杀的电影《上海滩十三太保》，即取材于此。

　　而今王晓方同样的以一杆笔，基文学源于生活之原则，取材秘书经历，反映官场之黑暗面，以丰富出版界、公众的精神生活，当属同样难能可贵！（于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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