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何小平在谈到农民工养老保险问题时候提到一组数据：去年深圳共有439.97万人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而退保人数竟然高达83万人，这样一来，深圳一年能够坐收8个亿的养老保险金。但深圳社会基金管理局的副局长杜斌认为该说法 不科学， 不合理。 （《南方日报》3月21日）

　　何小平委员所称的“8个亿”是这样算出来的： 深圳去年退保80多万人，按最低工资800元计算，企业每年为每个职工缴纳的养老保险也接近1000元，即使每个退保人平均只交一年保险， 也有8个亿。显然，这只是一种粗略的估算，具体的数据是值得商榷的。作为被批评的对象，社保部门如果认为事实并非如此，当然也有权利有必要对其进行纠正，甚至反驳。

　　但问题是，政府部门既然认为政协委员提出的说法“不科学，不合理”，就应该拿出科学，合理的解释出来，以说服对方，而不是仅仅做出一个否定性的判断。譬如不是8个亿，是多少个亿呢？社保部门又是通过什么方法计算社保资金的呢？但是很遗憾，社保部门给出的解释可以说更不科学，更不合理。杜副局长表示， 由于不同人缴纳的费率不一样，而且众多退保人员是否农民工的身份也比较难界定，所以深圳社保局这边并没有详细的统计数据，到底具体金额是多少也无法确定 ——在自身都无法确定具体金额的前提下，便对他人的说法加以否定，不能不说这种回应掺杂了一定的情绪化成分。

　　本质而言，任何一项公共事务，都应该拿到公共平台上，由监督者和被监督者双方去充分地展开辩论和博弈，才有可能更接近事实事相，进而推动制度的完善。真相尚且越辩越明，何况一个并不复杂的数据？但就现实而言，政府部门对待监督的态度和认识，似乎还不能令人满意。

　　一方面，政府部门没有完全摆正自己的位置，还没有习惯将社会监督力量当作一个平等的对象，并与之展开理性，公平的对话。一句生硬的“不科学，不合理”，就将政协委员通过时间调研得出的一个公共问题和质疑拒之门外，其中显现的权力傲慢和对监督的漠视，是隐约可见的。另一方面，政府部门也淡化了一个问题，即接受监督，不是指接受某一个政协委员或者人大代表的监督，而是接受全体公众的监督，面对质疑，政府部门需要澄清的也决不仅是一个具体的数据。就农民工退保问题而言，众所周知，地方利益是其主因，政协委员之所以“炮轰”，其意也不政府一年是坐收8个亿还是6个亿。对此，副局长是真不知道，还是刻意在回避问题？

　　今年两会期间，一个令人感到欣慰的现象是，与会的官员代表大都对舆论监督摆出了欢迎和支持的姿态，并表示会把监督当作动力。现在看来，公众高兴得还早了一点。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政府如何对待监督，尤其是涉及地方利益的监督，如何将嘴上的“欢迎监督”落实到实际工作中的“欢迎监督”，仍有不小的改进空间和必要。（吴盟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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