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4日召开的昆明市“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科学发展”大讨论动员会上，昆明市委书记仇和动员大家要把握发展大势，树立“没有明令禁止都可以想、可以干”，不断创新求变的求索作风（生活新报4月15日）。

　　仇和的铁血作风现在是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了，居然说出了“没有明令禁止都可以想、可以干”的豪言壮语，试想想，这句话可以给多少机会主义分子遐想的空间啊。撇开仇和的个人能力以及吏治手段不说，单就在改革开放，中国进入社会转型期的社会背景来说，这句话不单单就是简单的官员开明的作风的显示，而是这句话代表了一种权力的表态。这种权力就是政府的公权力。

　　我们可以理解仇和说出这番话的初衷，在法律和道理允许的情况下，官员或者公务员必须秉持服务人民，以人为本的理念发展经济，创新文化，开拓新局面。但是，往往这种官员充满个性色彩十分浓重的吏治下，忽略的是法律和制度的科学建构，以及对民众的法律意识和公民教育的缺失。他在很多程度上是以公权力的姿态居高临上地显示个人意志。
“没有明令禁止都可以想、可以干”，其实是一种缺乏法律包装和道德允诺的公权。现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各方面的法律不是很完善，甚至有些方面的法律发挥是缺失的，尽管在以后会把这种缺失亡羊补牢，但是最后伤害到的是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以及民众利益被某些强势集团的剥夺。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在这样的思路领导下，官员会形成以我代替法律和制度的作风，引导社会朝着反法律和反制度，反常识的方向前进。

　　“没有明令禁止都可以想、可以干”，就让人联想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路径上。历史的经验已经明白的告诉我们，公权的全能是公权真正的无能。公权不能上升到“没有明令禁止都可以想、可以干”，毕竟公权的实施和文艺的创作是不同的，公权必须脚踏实地，而后是仰望星空，文艺的创作先是天马行空，最后才是尘埃落定。

　　提倡官员的大胆作风和创新并不能提示他们“没有明令禁止都可以想、可以干”，这样是一种危险的信号，它透露着公权就可以想干就干的隐性诱惑。（王小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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