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闭幕的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三次会议，审议了“出台《上海市民行为规范暂行条例》”的议案。该议案建议，对吐痰、乱扔垃圾等不文明行为用法律手段约束。（4月27日《东方早报》）

　　走在路上，一闻咳嗽，痰液随之落地。这并非乡间避野、荒蛮之地所特有，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亦是司空见惯，见怪不怪。著名记者、旅美华人赵浩生先生在文章中写道：随地吐痰好像是一种古已有之、于今尤甚的“国粹”。

　　不要认为是因奥运中国才“与痰相斗”，其实斗争史经历了漫长岁月，有了些年头了。1985年5月，北京正式对随地吐痰依法罚款。2003年“非典”期间，上海更将随地吐痰的罚款额升至200元。然而随着“非典”过去，随地吐痰却是“春风吹又生”。随地吐痰很快又像“渴了要喝水”、“困了要睡觉”一样，成了很多人的习惯。而想改掉一个根深蒂固的习惯，难度极大。只因吐痰是一个道德问题，奇招屡出之下，收效不见太大。

　　于是乎，当道德无法让人做好人的时候，法律成为了不让人做坏人的必要。用法律的手段约束吐痰这类不文明行为，虽不是上海首创，但我们同样可以为之叫好！普通人似乎有个忌讳，心里上不愿和穿着司法类制服的人多打交道。由此，我们可以憧憬，在法律出台之后，让人们为一口痰与司法扯上关系，代价不免过于重大。无论是从心理还是物质方面考虑，当一痰出口之时，还必须思量后果，我想随时随地吐痰的日子应该会渐行渐远。

　　有福同享这是我们为人处世的一贯口号。在全国其它城市复制上海规避随地吐痰的方法，呼声会越来越高，在出台法律之后将会更高。可这个好处是否可以轻易复制呢？

　　用法律的手段解决道德问题，在随地吐痰上，我想除了采用新加坡式的高额罚款之外，暂时似乎没有最优方式。以罚款来规避随地吐痰的方式，不宜在全国其它城市效仿。

　　不论上海还是新加坡，城市环境的软件措施凭借着强势经济能力，得到了完善发展。而在一般城市，有痰没地方吐，成了生活常态。由此人们有充足的理由来拒绝罚款——不是我不知道保护环境，而是肮脏的环境迫使我这么做。俗话说，羊毛出在羊身上。新加坡的罚款是为了城市环境，可在一般的城市里似乎为了罚款而罚款的成分比例甚大。至少在市民那里无法得到所罚之款的去向。维护城市环境，不仅仅是市民的责任和义务，掌握着纳税人钱的政府同样义不容辞，在不能给市民构建一个良好的城市环境和完善的环保措施之下，以法律的手段单方面的迫使市民为城市环境负全责，于情于理说不通。因此只是罚款的法律，初衷虽好但无法在公民中得到认可，只能走向恶法道路。

　　法律不可轻易复制，但吐痰还需根治。对于环境软件尚未完善的城市来说，做好法律之外的功夫，当是首选。（马想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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