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热衷于改编名著的太多。倘若说人家原本目的就在商业经营，无意于文学艺术事业，那么“道不同，不相与谋”，我是不该置喙的。

　 然而，现在却并非完全如此。据说有些改编者“志在推进文学发展”，所以才忙忙碌碌，改完现代改古代，连《红楼梦》《三国演义》什么都敢改。——对于这类朋友，我就不能不贡献“千虑之一得”，泼点儿冷水了：倘若以为原作是名著，改作便会著名，以为“龙生龙，凤生凤”，那就想错了。

　 倒是相反，原作是名著，改作便难以著名。这不在于改作者缺少能耐，而在于原作者大过能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一尊已经够精致的雕塑，留给人们再施刀斧的余地总是小而又小的。即使一些从事理上讲可商榷之处，改起来也难。拿《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智而近妖”来说，认识它是一回事，改变它又是一回事。我们已经知道，“草船借箭”事实上发明权不归诸葛亮，而归孙权。是孙权乘船前往观察曹军虚实，曹操下令“弓弩乱发，箭著其船，船偏重将覆。权因回船，复以～面受箭，箭均船平，乃还。”（见《魏略》）然而，哪部新编剧本有胆量，敢将发明权判还给孙权，那结果必定是扫兴的。

　 作者“没胆量”，往往是因为观众“不习惯”。从鉴赏角度看，任何一部好作品都是由作者和读者共同创造的。不顾及读者和观众的习惯审美心理而大笔挥改，结果便难免碰壁。非但大改难，小改也难。英国电影导演迈克尔·拉福德感叹道：“经典小说捆住了你的手脚”，“小说中的背景和人物早已为千百万人所熟悉，而你所选择的背景和演员又往往难以与观众的固有看法一致起来，难以满足他们的要求。”这不是空口说白话，而是他将30年代的文学名著搬上银幕招致失败后的肺腑之言。

　　 “凤”常常不生凤，而是生鸡。极有趣的是，“鸡”倒有时会生凤。翻开文学史，《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名著，几乎都与先前比较粗糙的话本小说有一段血缘关系。王实甫的《西厢记》》更是直接从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脱胎而来。陆文岳曾经在《大众电影》》撰文说明欧美某些二流小说改编成最佳电影（《乱世佳人》、《蝴蝶梦》、《克莱默夫妇》等获奥斯卡奖的影片均是）的原因：“因为它们本非经典作品，改编者可以比较自由地按照电影艺术要求和观众口味进行编导，而评论家对此也一般能宽容对待。”这个观点同样有助于认识我国古代小说的改编工作。修饰一尊完美的塑像容易弄巧成拙，雕刻一块简陋的毛坯却可以自由施展刀斧。换言之，前者难以再造，后者听任创造。而创造正是艺术的生命！

　 所以，我欣赏梁波罗的观点：与其“挂羊头，卖狗肉”向经典影片借力，倒不如实实在在地以原创故事吸引观众的眼球。“因为，翻拍经典总难避免被拿来做新旧比较。如果改编相去甚远的话，那么势必听不到喝彩声。”他认为，无论是《51号兵站》还是《蓝色档案》，故事本体都与经典影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实可以不再冠以原来的片名了。

　 是啊，我们何不多一点创造，再多一点创造！

编辑：張志昊  [关闭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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