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川县委农办主任董云飞的自杀让北川上下深感不幸和惋惜，北川人虽然寻找到了临时住所，但是心灵的回归才刚刚开始。　

　　“农办主任的不幸去世，目前县里正在按照程序进行，还要等待最后的定论。”北川县长经大忠称，地震对干部的打击很大，这不仅是表现在董云飞身上，县里很多干部都是如此，遇到过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这是客观存在的”。在大地震5个月后，北川机关干部职工似乎突然间意识到自己也是“精神病人”，作为北川重建的中流砥柱，他们的心灵治疗显得更为困难。本报记者 罗道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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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前，董云飞有倾诉对象吗？

　　“悲痛得不到倾诉，就会如董云飞一样轻生，但愿他是北川最后一位选择自杀的官员。”

　　地震也击不倒的农办主任，为何在地震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北川羌族自治县公安局政委李敏说，董云飞去世的当天公安部门就介入了调查，确定自杀身亡，且死后留下一封遗书，目前正在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封存。县纪委书记文刚称，董云飞去世前，纪委未调查过他。

　　董云飞的亲弟弟，白什乡乡长董卓锴说，他和嫂子目前正在家里安慰两位老人，对于哥哥的死，家人无比悲痛。他说，哥哥去世后，他亲眼见过那封遗书，主要表述了哥哥生前的繁重工作和失去爱子后的悲痛。

　　身为一县之长，经大忠的数位家人也在地震中遇难。他说，地震后心理都会出现问题，心灵疏导工作尤为重要，可以找单位领导干部谈心，“但是，我们的主要领导干部呢，他们又能找谁去倾诉？”

　　说到目前的处境，农业局办公室一位干部称，“有个落脚之处就算暂时稳定了，太多的事等着我们去忙。”就怕闲下来，一闲下来就会胡思乱想，想起那些遇难的亲友，想起从前的美好生活。

　　县长无奈地说：“悲痛得不到倾诉，就会如董云飞一样轻生，但愿他是北川最后一位选择自杀的官员。”

　　县政府一个办公室的3名工作人员，每隔几天都会遇到短暂的心灵空虚。“我们是不是病了，那我们是精神病人吗？”他们说，这种空虚时常让他们想起那些悲痛的一幕。“大家都是一样，就算在一起吃饭，也没有什么话好说，只要一提到‘过去’，我的眼泪就会流出来。安慰的话和道理谁不懂啊，可就是过不了自己这一关。”事实上，大地震对干部职工来说，心灵的折磨和伤害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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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昌镇，北川干部的现实生活

　　住房很复杂，目前北川的干部职工分为三种。

　　当安县安昌镇四处挂满了“北川”字样后，安昌事实上已经成了北川。

　　管理干部的县委组织部办公地点在安昌镇的北川公园里，多数人的吃喝拉撒睡就在几间简陋的租房中。两层的架子床一旁就是办公桌，堆积如山的文件随手可拿，即便相隔几间房，只要叫一声，大家都能应答。

　　与组织部不一样，县农业局深处一处巷子里，不打听是找不到的。同是双职工的董云飞两口子，就“一无所有”地住在简陋的宿舍里，他们只是北川干部职工群体中的一员，面对数年的重建，艰苦的生活其实才刚刚开始。

　　“再破的两房一厅，也不能少于300块钱，这是底线。”一位房东介绍道，平时这样的房子送给人住，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可现在不一样了，安昌聚集了北川上千名干部和家属……”

　　住房很复杂，目前北川的干部职工分为三种。一种是住单身宿舍的，每天在公共食堂就餐，吃住和学生生活没有两样，简单而单调，想打牙祭就到门口的餐馆；另一种是租房一族，两口子花数千元在安昌镇租一套便宜的房子，过上小日子，踏实而满足，但是花费不少；最难过的是有孩子的家庭，如果孩子还在绵阳上学，那么就必须在绵阳也租一套房子，方便照顾，而安昌镇也要租套房子过日子。

　　这些，仅仅是维持以前就有的、最基本的生活。农业局的小张现在最担心的是过冬怎么办，因为冬衣早被埋在了老县城的家里，地震能逃出来就是万幸。“我们两口子随便买两身冬衣也少不了1000多元”，这对还穿着一身救济秋装的他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