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本外的记者故事
http://www.scol.com.cn 四川在线 (2008-11-07 07:02:00) 来源：四川在线-四川日报
记者是故事的收集者，他们的采访本中记录着各种各样的生动故事。同时，他们也是故事中的一个角色。在“5·12”特大地震中，万千新闻工作者肩负媒体责任，奔赴灾区一线，用新闻拯救生命、传递力量、记录历史、捍卫良知，塑造了崭新的时代形象。记者常说别人的故事，在第9个记者节来临之际，我们来说说记者的故事。
泰安古镇 一幅写给记者的标语
■ 本报记者 梁现瑞 文/图
地震期间标语千千万万，但是5月18日，当本报记者赶赴青城后山的泰安古镇采访时，看到一幅标语，不禁心头一热。标语放在街道边上一根电线杆下，上面写着：“记者叔叔阿姨们辛苦了！”两个红色的惊叹号尤其醒目。
5个月后，记者历经周折，终于找到标语的创作者：青城山镇泰安村三组村民杨彬。他为我们讲述了这幅标语背后的故事。
绝望中他们最先到来
5月12日，地震发生时，34岁的杨彬正驾驶着观光车，带领乘客游览古镇风光。突如其来的灾难瞬间打破了平静，几分钟后，原本安宁的古镇一片狼藉，到处是垮塌的房屋和呻吟的伤者。通往外界的交通和通讯全部中断，古镇变成了一座孤岛。药品、蔬菜、粮食开始出现紧缺，接下来又是两天大雨，伤痛、饥饿、寒冷和恐惧，一起袭击着古镇。
5月16日中午，与外界封闭了整整4天的古镇终于迎来了第一批外来者。“他们一到桥头我就看到了。”杨彬说。看到视野中出现的几个陌生身影后，抑止不住内心的惊喜，他扯起嗓子就吼了起来。“外边的人进来了！”
绝望中的人们一下子激动起来，纷纷走出简陋的棚子迎接。待这群人走到跟前，他们才发现，这些人不是解放军，不是医生，而是几个文弱的书生。“一看就是吃了大苦的。”杨彬回忆，那群人身上都背着一个大包，鞋子上，衣服上全部粘满了泥巴，其中两个人的裤子都被挂烂了，裤脚上都起了布绺绺，看起来非常疲惫，“一到镇上，几个人一屁股就坐在了街道上。”
经过短暂的休息，这群人立即开始了工作。从背包中掏出的笔记本“暴露”了他们的身份：这是一批记者。
了解古镇灾情及人员伤亡情况后，他们立即拿出海事卫星电话，第一次向外界通报了震后古镇的消息。“我们终于有救了！”周围的人群一片沸腾。
杨彬后来才知道，这些记者有成都的，也有广州的。他们5月13日就开始到青城山，尔后，两次准备向后山进发，都因为下雨失败了。16日早上8点，他们再次从前山出发，经过近5个小时的艰难跋涉，终于在中午赶到古镇。
采访结束后，他们动身返回成都，临走时留下一句话：“放心吧，援兵马上就会来的。”还有人补充：“我们还会再来。”
尽管只是短短两个小时，但记者们的到来，对于日渐焦虑不安的群众来说，无疑起到了很大的安抚作用。
简陋标语放在小镇入口
就在记者们四处采访时，杨彬突然觉得，应该为他们做点什么，看到身边一群闹喳喳的孩子，他冒出一个念头：写幅标语感谢他们。杨彬的提议得到孩子们的一致响应。镇上几乎所有的房屋都成了危房，仅有的两家文具店也是一堆废墟。
半小时后，一个孩子从废墟中找到一张木板，另一个孩子找到半瓶红色颜料，这些都是地震前西南民族大学的学生在此写生留下的。还缺笔。一个孩子拣起地上一根小木棍。“你看这个如何？”“写什么？”杨彬再次发动“群众”。经过孩子们的热议，最后一致决定，就以孩子们的口吻来写：“记者叔叔阿姨们辛苦了”。
一个叫郑小龙的孩子执笔，一幅融汇着古镇人民感激之情的标语写好了。两个孩子把标语放在刚刚进入小镇的第一根电线杆下面。“这样，他们进来就能一眼看到。”
“临走的时候，几个记者都看到了那幅标语，连声说‘谢谢’。”杨彬回忆，遗憾的是，当时没有向他们要张名片，所以现在都不知道他们究竟是哪家媒体的。
第二天，古镇通往外界的道路终于被打通，连续奔波多日的本报记者成为第一批进入古镇的人员之一，第一眼看到那幅标语，内心的感动无法言表。
连接孤独 他们搭起寻亲桥
■本报记者 梁现瑞 裴蕾 实习生 罗美多
大地震后，数以千计的孩子被紧急送往成都市内各大医院，他们中很多人与亲人失去了联系。为了让这些孩子尽快找到亲人，一场川报集团记者发起的寻亲活动在地震发生当天紧急启动。之后不到一个月，数十位父母通过报纸找到失散的孩子。
“赵一铭！赵一铭！”5月14日中午1点13分，当来自都江堰的赵庆勇和杨丹夫妇在成都市儿童医院5楼看到自己的儿子正安详地躺在一位伯伯臂弯里睡觉时，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
这之前，他们曾经历了一段永世难忘的煎熬时光。为了找到在地震中失踪的孩子，他们已在成都市各大医院整整寻找了47个小时。“华西、省医院、儿童医院……几乎所有的医院都去过了。”
地震当天下午，赵一铭在外婆的陪伴下，来到都江堰荷花池菜市场玩耍。地震瞬间，两人被倒下的楼房掩埋。震后，赵庆勇和杨丹四处寻找，在废墟中刨出了母亲的遗体。当时，老人弓着腰，左手卷曲着呈抱小孩子状，但怀中的孩子却不见踪影。
在废墟中疯狂地刨了数小时后，一位熟识的人给他们带来了好消息：一位姓赵的先生在寻找妻子的过程中，将赵一铭从砖砾中救起，并将他递给了一名坐三轮车的女子，往医院方向去了。
那之后，漫长的寻子过程开始。“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这是我的终极目标。”但两天中，他们得到的是一次次失望。
就在这对夫妇寻子的同时，一场川报集团记者发起的帮助孩子寻亲的活动紧急启动。
“地震当日，我们就紧急与新浪网联络开通‘寻亲送祝福’栏目，并联动国内报纸、网站，打造全国‘寻亲报平安’平台，为异乡的川籍人士寻找家乡的亲人，为灾区幸存者给远方的家人报平安等提供方便，”川报集团华西都市报市场部主任向进介绍说，14日，《四川亲人可好？大家都来报平安》正式推出，社会反响热烈。
帮助医院的孩子寻亲是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专门负责这组报道的城市新闻部的两位女记者席秦岭和付晓燕每天一大早就提上相机，奔赴成都市各大医院，挨个床位寻找与亲人失散的孩子，并将照片刊载在次日的报纸上。
14日上午，得知市儿童医院收治了一名孩子，她们立即赶过去，拍下了照片。由于医院也不知道孩子的具体名字，只好临时给他取名“都一”，因为他是都江堰送来的第一个孩子。
当天中午，当记者来到市二医院时，正好碰见高举着照片的赵庆勇正在焦急地寻找孩子，照片中的娃娃与记者上午看到的一模一样。记者掏出相机，向他俩求证。“就是他！”随后终于见到儿子，夫妇俩满含着热泪一再向记者表示感谢。
从5月13日开始，付晓燕和席秦岭一直奔波在市区各大医院间，每天工作时间都在12个小时以上。但最大的困难不是身体上的劳累，“最恼火的是对方的不理解，不配合。”由于刚刚经历了一场大灾难，被送到医院的孩子心理上都受到了巨大的打击，一见到生人就立即拉起被子躲起来，更谈不上让陌生人拍照了。
席秦岭就遇到过不少这样的情况，孩子一见人或立即躲进被窝，或双手胡乱挥舞，或大吼大叫，根本无法接近。而医生和志愿者也不是都配合，付晓燕就曾被医生一把推出病房。从未受过委屈的她当时差点哭出声来，但一考虑到更多的父母正在急切地寻找孩子，她擦干眼泪又接着赶赴下一家医院。
“交通也是个大问题。”席秦岭告诉记者，由于地震后几天，报社几乎所有的车辆都开到了灾区，在市区跑动的记者只有自己解决交通问题。为了解更多信息，她们只好赶公交车、搭朋友的车，甚至坐摩托车，“反正，能想的办法都想了。”
震后不到一个月，先后有数十位家长通过“寻亲报平安”平台找到了自己的孩子。这一结果背后，凝聚着川报集团记者们的爱心和一个媒体的责任。
镜头背后 有一双温暖的眼睛
■ 本报记者 梁现瑞 裴蕾 实习生 罗美多
数月来，在成都市致民路四川省肢体伤残康复中心，一直有一双温暖的眼睛，在默默地关注、陪伴那里的伤员，和他们一起分担寂寞和枯燥……
11月5日，刚吃过午饭，四川日报记者余坪又背起摄影包出发了。尽管留给他的时间只有两个小时，但他依然义无反顾。“余叔叔！”刚一进门，正在接受康复治疗的几个孩子亲切地打招呼。长时间的相处，那里的伤员，尤其是孩子，早已经将他视为自己生活中的一部分。
其实，当初这里的很多伤员都有意无意地和他保持着距离，由于肢体受损，他们害怕在太多的“关切”中再次受伤。
张凤是个美丽的姑娘，大地震中，她失去了两条腿。到康复中心好长一段时间，她都拒绝使用假肢。再加上之前父母一直在外打工，与她交流很少，所以她在心理上对父母一直有一种逆反。余坪不止一次看到过她生气、哭喊乃至和母亲争执的场景。“沉重的打击，加之对未来的失望，还有康复过程中的枯燥，有谁能忍受得了。表面烦躁易怒的背后，是一颗需要陪伴鼓励的内心。”余坪得出这样的结论。
而此时，与前期汹涌而来的人群相比，康复中心明显冷清了许多。
人少了，寂寞就多了。那段时间，几乎所有人都注意到，张凤和母亲的争吵越来越频繁了，最终的结果是母女俩一起痛哭。
在这种情况下，从7月初开始关注康复中心的余坪去得越来越频繁。有时候因故耽误了两天，孩子们都会问：叔叔，怎么这几天没见到你啊？
和刚开始的“他怎么来了”相比，这样的话语显然包含着更多的期待。也正是因为这份期待，余坪更加坚定了自己选择。他意识到，自己的坚持出现对孩子们来说，可能会是一份珍贵的礼物。
他一有时间，哪怕一两个小时，都要跑过去，有时候去一趟只能拍几张照片，从艺术和新闻的角度来讲，或许其中一张也用不上，但他依然无怨无悔。
其实，在他看来，自己也没有给孩子们带来什么。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在他们坚持锻炼的时候，走在他们前面或者后面，不断按快门；孩子们练习下坡的时候，他就爬在台阶下面拍，练习走平路的时候，他就蹲着拍。
为了不干扰孩子们，他从不要求他们喊“茄子”，更不会刻意让他们去做某个动作，也几乎从不追问孩子们受伤的过程，相反，说得最多的是“加油”。
孩子们休息的时候，他就坐在一旁，和他们有一句没一句地聊天，讲外边新鲜的事情，讲笑话，或者讲讲手中相机的秘密，或者干脆什么也不说，只是和他们静静地待在一起。
“总有一种内心的力量驱使我来到他们身边。”他说。
眼看着成天有一个人老是端着相机走在自己面前，或奔跑，或站立，或扭曲着身子，或干脆一下子趴在满是泥土的地上拍照，张凤也有过不习惯。但到后来，她完全适应了。因为，她知道，在那个明亮的镜头背后，有一双温暖的眼睛始终在注视着她练习行走，和她一起感受着疼痛和快乐。她开始对着镜头做鬼脸，询问照相技术，甚至向他表达以后自己也想做个记者的愿望。
进入镜头的远不止张凤一个人，如今余坪已经在康复中心坚守了3个多月。包括张凤在内，前前后后有几十个人进入了他的镜头。到后来，不仅孩子们欢迎他，连康复中心的门卫，也主动将他的停车费给免了。
11月6日，张凤的同班同学李裕要返回北川中学了，早在前两天，余坪就将李裕的照片整理好拿给了她。近50张照片，比她过去照片的总数还多。“对于这个群体而言，他们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在余坪看来，他们需要社会不断的关注。
心语
这一生从没想过会和北川县有如此亲密的接触。北川不仅仅是我们的“战场”，也是我及所有媒体同行共同的 “家乡”，我们拭目以待北川重新焕发光彩的那一天。 天府早报记者 罗其
这次为灾区捐冬衣棉被的整个过程我几乎都在一线采访，来不及整理家里的物品，一直想找机会把这些御寒的物品送到灾区。那么，就在这个记者节前把它变成现实。也为2008这个特殊的记者节加上我自己一点微小的注解。 四川农村日报首席记者 张杨
转眼地震已近半年，悲伤的5月早已过去。令人欣喜的是，灾区人民正一点一点重拾信心，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与自信。我坚信，他们一定会生活得更美好。 四川日报记者 陈碧红
用记者的道德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真实、客观地用镜头去记录社会发展进程的轨迹，不给历史留下遗憾。 四川日报记者 吴传明
地震之后的一个月里，“在灾区路上”成了最频繁的手机短信内容。到了宾馆院里却只能住在汽车里；为了不给地方添麻烦，常常是连夜赶回报社。那是最充实的一个月。 四川日报记者 黄里
常常在想，记者是干什么的？趟过这殊为不易的一年，回想多年的记者生涯，更使人深深明了：记者，是一种对于社会的责任和付出。选择这个“在路上”的职业，无怨亦无悔。 四川日报记者 张宏平
经历了年初冰雪灾害和汶川大地震的采访，拍摄并感动于奋战灾区前沿的人和他们的故事，“像个男人一样去战斗”是我在灾难中最大的收获和体验。 四川日报记者 毛漫丁
同甘共苦、共度时艰的精神力量足以让所有人感动、让所有人温暖。我想，这样的精神我们还会在未来的日子里经常看到。 四川日报记者 曾实
灾难中一个个凄美的爱情故事曾深深震撼着我。有的人用心找到了一份真爱，有的人明白和爱的人一起活着是多么幸福的事…… 家庭与生活报记者 陈健
地震中，我也有遗憾，那就是，尽管自己恪守文字记者的角色，但却忽略了，在互联网时代，一个记者应该全方位记录所见所闻，多渠道发稿。所以，自己在采访中仍有取椟还珠，不免遗憾。 四川日报记者 李燕华
地震中，什邡市湔氐镇农妇苏素群重伤狂奔30公里救子的故事，至今让我难以忘怀。在生与死的选择之间，在危机四伏的险境里，在身负重伤的危急关头，是母爱支撑着这个女子以超乎想象的毅力，迸发出平时难以完成的力量，我向她致敬！ 家庭与生活报记者 吕双虎
地震已经过去很久，印象最深的不是路途艰辛，而是当地善良的群众，那种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真诚和淳朴，每次想起，每感于怀。 四川日报记者 王代林
一边是温暖的父亲的手，一边是冰冷的儿子的手；一边是生，一边是死……我连续不断地按动快门，记录下“心手相连”的全部过程。尽管心中充满不忍，但客观真实地记录现场是我的职责使命，我别无选择。 华西都市报记者 朱建国
当我看到网友通过互动系统留言说我的照片让他们知道了家乡的情况时，我无比欣慰！ 四川在线记者 喻茂
(本报记者 裴蕾 梁现瑞 实习生 罗美多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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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安古镇 一幅写给记者的标语
■ 本报记者 梁现瑞 文/图
地震期间标语千千万万，但是5月18日，当本报记者赶赴青城后山的泰安古镇采访时，看到一幅标语，不禁心头一热。标语放在街道边上一根电线杆下，上面写着：“记者叔叔阿姨们辛苦了！”两个红色的惊叹号尤其醒目。
5个月后，记者历经周折，终于找到标语的创作者：青城山镇泰安村三组村民杨彬。他为我们讲述了这幅标语背后的故事。
绝望中他们最先到来
5月12日，地震发生时，34岁的杨彬正驾驶着观光车，带领乘客游览古镇风光。突如其来的灾难瞬间打破了平静，几分钟后，原本安宁的古镇一片狼藉，到处是垮塌的房屋和呻吟的伤者。通往外界的交通和通讯全部中断，古镇变成了一座孤岛。药品、蔬菜、粮食开始出现紧缺，接下来又是两天大雨，伤痛、饥饿、寒冷和恐惧，一起袭击着古镇。
5月16日中午，与外界封闭了整整4天的古镇终于迎来了第一批外来者。“他们一到桥头我就看到了。”杨彬说。看到视野中出现的几个陌生身影后，抑止不住内心的惊喜，他扯起嗓子就吼了起来。“外边的人进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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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望中的人们一下子激动起来，纷纷走出简陋的棚子迎接。待这群人走到跟前，他们才发现，这些人不是解放军，不是医生，而是几个文弱的书生。“一看就是吃了大苦的。”杨彬回忆，那群人身上都背着一个大包，鞋子上，衣服上全部粘满了泥巴，其中两个人的裤子都被挂烂了，裤脚上都起了布绺绺，看起来非常疲惫，“一到镇上，几个人一屁股就坐在了街道上。”
经过短暂的休息，这群人立即开始了工作。从背包中掏出的笔记本“暴露”了他们的身份：这是一批记者。
了解古镇灾情及人员伤亡情况后，他们立即拿出海事卫星电话，第一次向外界通报了震后古镇的消息。“我们终于有救了！”周围的人群一片沸腾。
杨彬后来才知道，这些记者有成都的，也有广州的。他们5月13日就开始到青城山，尔后，两次准备向后山进发，都因为下雨失败了。16日早上8点，他们再次从前山出发，经过近5个小时的艰难跋涉，终于在中午赶到古镇。
采访结束后，他们动身返回成都，临走时留下一句话：“放心吧，援兵马上就会来的。”还有人补充：“我们还会再来。”
尽管只是短短两个小时，但记者们的到来，对于日渐焦虑不安的群众来说，无疑起到了很大的安抚作用。
简陋标语放在小镇入口
就在记者们四处采访时，杨彬突然觉得，应该为他们做点什么，看到身边一群闹喳喳的孩子，他冒出一个念头：写幅标语感谢他们。杨彬的提议得到孩子们的一致响应。镇上几乎所有的房屋都成了危房，仅有的两家文具店也是一堆废墟。
半小时后，一个孩子从废墟中找到一张木板，另一个孩子找到半瓶红色颜料，这些都是地震前西南民族大学的学生在此写生留下的。还缺笔。一个孩子拣起地上一根小木棍。“你看这个如何？”“写什么？”杨彬再次发动“群众”。经过孩子们的热议，最后一致决定，就以孩子们的口吻来写：“记者叔叔阿姨们辛苦了”。
一个叫郑小龙的孩子执笔，一幅融汇着古镇人民感激之情的标语写好了。两个孩子把标语放在刚刚进入小镇的第一根电线杆下面。“这样，他们进来就能一眼看到。”
“临走的时候，几个记者都看到了那幅标语，连声说‘谢谢’。”杨彬回忆，遗憾的是，当时没有向他们要张名片，所以现在都不知道他们究竟是哪家媒体的。
第二天，古镇通往外界的道路终于被打通，连续奔波多日的本报记者成为第一批进入古镇的人员之一，第一眼看到那幅标语，内心的感动无法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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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孤独 他们搭起寻亲桥
■本报记者 梁现瑞 裴蕾 实习生 罗美多
大地震后，数以千计的孩子被紧急送往成都市内各大医院，他们中很多人与亲人失去了联系。为了让这些孩子尽快找到亲人，一场川报集团记者发起的寻亲活动在地震发生当天紧急启动。之后不到一个月，数十位父母通过报纸找到失散的孩子。
“赵一铭！赵一铭！”5月14日中午1点13分，当来自都江堰的赵庆勇和杨丹夫妇在成都市儿童医院5楼看到自己的儿子正安详地躺在一位伯伯臂弯里睡觉时，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
这之前，他们曾经历了一段永世难忘的煎熬时光。为了找到在地震中失踪的孩子，他们已在成都市各大医院整整寻找了47个小时。“华西、省医院、儿童医院……几乎所有的医院都去过了。”
地震当天下午，赵一铭在外婆的陪伴下，来到都江堰荷花池菜市场玩耍。地震瞬间，两人被倒下的楼房掩埋。震后，赵庆勇和杨丹四处寻找，在废墟中刨出了母亲的遗体。当时，老人弓着腰，左手卷曲着呈抱小孩子状，但怀中的孩子却不见踪影。
在废墟中疯狂地刨了数小时后，一位熟识的人给他们带来了好消息：一位姓赵的先生在寻找妻子的过程中，将赵一铭从砖砾中救起，并将他递给了一名坐三轮车的女子，往医院方向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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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之后，漫长的寻子过程开始。“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这是我的终极目标。”但两天中，他们得到的是一次次失望。
就在这对夫妇寻子的同时，一场川报集团记者发起的帮助孩子寻亲的活动紧急启动。
“地震当日，我们就紧急与新浪网联络开通‘寻亲送祝福’栏目，并联动国内报纸、网站，打造全国‘寻亲报平安’平台，为异乡的川籍人士寻找家乡的亲人，为灾区幸存者给远方的家人报平安等提供方便，”川报集团华西都市报市场部主任向进介绍说，14日，《四川亲人可好？大家都来报平安》正式推出，社会反响热烈。
帮助医院的孩子寻亲是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专门负责这组报道的城市新闻部的两位女记者席秦岭和付晓燕每天一大早就提上相机，奔赴成都市各大医院，挨个床位寻找与亲人失散的孩子，并将照片刊载在次日的报纸上。
14日上午，得知市儿童医院收治了一名孩子，她们立即赶过去，拍下了照片。由于医院也不知道孩子的具体名字，只好临时给他取名“都一”，因为他是都江堰送来的第一个孩子。
当天中午，当记者来到市二医院时，正好碰见高举着照片的赵庆勇正在焦急地寻找孩子，照片中的娃娃与记者上午看到的一模一样。记者掏出相机，向他俩求证。“就是他！”随后终于见到儿子，夫妇俩满含着热泪一再向记者表示感谢。
从5月13日开始，付晓燕和席秦岭一直奔波在市区各大医院间，每天工作时间都在12个小时以上。但最大的困难不是身体上的劳累，“最恼火的是对方的不理解，不配合。”由于刚刚经历了一场大灾难，被送到医院的孩子心理上都受到了巨大的打击，一见到生人就立即拉起被子躲起来，更谈不上让陌生人拍照了。
席秦岭就遇到过不少这样的情况，孩子一见人或立即躲进被窝，或双手胡乱挥舞，或大吼大叫，根本无法接近。而医生和志愿者也不是都配合，付晓燕就曾被医生一把推出病房。从未受过委屈的她当时差点哭出声来，但一考虑到更多的父母正在急切地寻找孩子，她擦干眼泪又接着赶赴下一家医院。
“交通也是个大问题。”席秦岭告诉记者，由于地震后几天，报社几乎所有的车辆都开到了灾区，在市区跑动的记者只有自己解决交通问题。为了解更多信息，她们只好赶公交车、搭朋友的车，甚至坐摩托车，“反正，能想的办法都想了。”
震后不到一个月，先后有数十位家长通过“寻亲报平安”平台找到了自己的孩子。这一结果背后，凝聚着川报集团记者们的爱心和一个媒体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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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头背后 有一双温暖的眼睛
■ 本报记者 梁现瑞 裴蕾 实习生 罗美多
数月来，在成都市致民路四川省肢体伤残康复中心，一直有一双温暖的眼睛，在默默地关注、陪伴那里的伤员，和他们一起分担寂寞和枯燥……
11月5日，刚吃过午饭，四川日报记者余坪又背起摄影包出发了。尽管留给他的时间只有两个小时，但他依然义无反顾。“余叔叔！”刚一进门，正在接受康复治疗的几个孩子亲切地打招呼。长时间的相处，那里的伤员，尤其是孩子，早已经将他视为自己生活中的一部分。
其实，当初这里的很多伤员都有意无意地和他保持着距离，由于肢体受损，他们害怕在太多的“关切”中再次受伤。
张凤是个美丽的姑娘，大地震中，她失去了两条腿。到康复中心好长一段时间，她都拒绝使用假肢。再加上之前父母一直在外打工，与她交流很少，所以她在心理上对父母一直有一种逆反。余坪不止一次看到过她生气、哭喊乃至和母亲争执的场景。“沉重的打击，加之对未来的失望，还有康复过程中的枯燥，有谁能忍受得了。表面烦躁易怒的背后，是一颗需要陪伴鼓励的内心。”余坪得出这样的结论。
而此时，与前期汹涌而来的人群相比，康复中心明显冷清了许多。
人少了，寂寞就多了。那段时间，几乎所有人都注意到，张凤和母亲的争吵越来越频繁了，最终的结果是母女俩一起痛哭。
在这种情况下，从7月初开始关注康复中心的余坪去得越来越频繁。有时候因故耽误了两天，孩子们都会问：叔叔，怎么这几天没见到你啊？
和刚开始的“他怎么来了”相比，这样的话语显然包含着更多的期待。也正是因为这份期待，余坪更加坚定了自己选择。他意识到，自己的坚持出现对孩子们来说，可能会是一份珍贵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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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有时间，哪怕一两个小时，都要跑过去，有时候去一趟只能拍几张照片，从艺术和新闻的角度来讲，或许其中一张也用不上，但他依然无怨无悔。
其实，在他看来，自己也没有给孩子们带来什么。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在他们坚持锻炼的时候，走在他们前面或者后面，不断按快门；孩子们练习下坡的时候，他就爬在台阶下面拍，练习走平路的时候，他就蹲着拍。
为了不干扰孩子们，他从不要求他们喊“茄子”，更不会刻意让他们去做某个动作，也几乎从不追问孩子们受伤的过程，相反，说得最多的是“加油”。
孩子们休息的时候，他就坐在一旁，和他们有一句没一句地聊天，讲外边新鲜的事情，讲笑话，或者讲讲手中相机的秘密，或者干脆什么也不说，只是和他们静静地待在一起。
“总有一种内心的力量驱使我来到他们身边。”他说。
眼看着成天有一个人老是端着相机走在自己面前，或奔跑，或站立，或扭曲着身子，或干脆一下子趴在满是泥土的地上拍照，张凤也有过不习惯。但到后来，她完全适应了。因为，她知道，在那个明亮的镜头背后，有一双温暖的眼睛始终在注视着她练习行走，和她一起感受着疼痛和快乐。她开始对着镜头做鬼脸，询问照相技术，甚至向他表达以后自己也想做个记者的愿望。
进入镜头的远不止张凤一个人，如今余坪已经在康复中心坚守了3个多月。包括张凤在内，前前后后有几十个人进入了他的镜头。到后来，不仅孩子们欢迎他，连康复中心的门卫，也主动将他的停车费给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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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6日，张凤的同班同学李裕要返回北川中学了，早在前两天，余坪就将李裕的照片整理好拿给了她。近50张照片，比她过去照片的总数还多。“对于这个群体而言，他们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在余坪看来，他们需要社会不断的关注。
心语
这一生从没想过会和北川县有如此亲密的接触。北川不仅仅是我们的“战场”，也是我及所有媒体同行共同的 “家乡”，我们拭目以待北川重新焕发光彩的那一天。 天府早报记者 罗其
这次为灾区捐冬衣棉被的整个过程我几乎都在一线采访，来不及整理家里的物品，一直想找机会把这些御寒的物品送到灾区。那么，就在这个记者节前把它变成现实。也为2008这个特殊的记者节加上我自己一点微小的注解。 四川农村日报首席记者 张杨
转眼地震已近半年，悲伤的5月早已过去。令人欣喜的是，灾区人民正一点一点重拾信心，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与自信。我坚信，他们一定会生活得更美好。 四川日报记者 陈碧红
用记者的道德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真实、客观地用镜头去记录社会发展进程的轨迹，不给历史留下遗憾。 四川日报记者 吴传明
地震之后的一个月里，“在灾区路上”成了最频繁的手机短信内容。到了宾馆院里却只能住在汽车里；为了不给地方添麻烦，常常是连夜赶回报社。那是最充实的一个月。 四川日报记者 黄里
常常在想，记者是干什么的？趟过这殊为不易的一年，回想多年的记者生涯，更使人深深明了：记者，是一种对于社会的责任和付出。选择这个“在路上”的职业，无怨亦无悔。 四川日报记者 张宏平
经历了年初冰雪灾害和汶川大地震的采访，拍摄并感动于奋战灾区前沿的人和他们的故事，“像个男人一样去战斗”是我在灾难中最大的收获和体验。 四川日报记者 毛漫丁
同甘共苦、共度时艰的精神力量足以让所有人感动、让所有人温暖。我想，这样的精神我们还会在未来的日子里经常看到。 四川日报记者 曾实
灾难中一个个凄美的爱情故事曾深深震撼着我。有的人用心找到了一份真爱，有的人明白和爱的人一起活着是多么幸福的事…… 家庭与生活报记者 陈健
地震中，我也有遗憾，那就是，尽管自己恪守文字记者的角色，但却忽略了，在互联网时代，一个记者应该全方位记录所见所闻，多渠道发稿。所以，自己在采访中仍有取椟还珠，不免遗憾。 四川日报记者 李燕华
地震中，什邡市湔氐镇农妇苏素群重伤狂奔30公里救子的故事，至今让我难以忘怀。在生与死的选择之间，在危机四伏的险境里，在身负重伤的危急关头，是母爱支撑着这个女子以超乎想象的毅力，迸发出平时难以完成的力量，我向她致敬！ 家庭与生活报记者 吕双虎
地震已经过去很久，印象最深的不是路途艰辛，而是当地善良的群众，那种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真诚和淳朴，每次想起，每感于怀。 四川日报记者 王代林
一边是温暖的父亲的手，一边是冰冷的儿子的手；一边是生，一边是死……我连续不断地按动快门，记录下“心手相连”的全部过程。尽管心中充满不忍，但客观真实地记录现场是我的职责使命，我别无选择。 华西都市报记者 朱建国
当我看到网友通过互动系统留言说我的照片让他们知道了家乡的情况时，我无比欣慰！ 四川在线记者 喻茂
(本报记者 裴蕾 梁现瑞 实习生 罗美多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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