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在线-四川日报消息 取得良好的立法效益，始终是立法者追求的目标。但是，怎样对立法效益进行评价，却因涉及多学科交叉的理论、评价体系和方法学问题等一直处于边缘状态。
为阆中古城保护制定法规，在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史上，是一件富于效率的事情。富于效率不完全是指“速度”，更在于其意义和价值。按照法律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我们可以通过对立法的机会成本、交易成本等的分析，对立法效益作出评价。
古城本身的地利优势，使人们最容易看到其某些短期经济价值，如房地产和商品市场的开发等———这些不能不算是富于效益的事情，但这对
古城的保护不利。立足于对古城的全
面保护，并在此基础上全面提升古城
的多重价值，放弃一时一事的以短期经济为目的的投资，表面上看发展的周期要长一些，但这样做的机会成本会更小。从投资的角度看，这是一个长期项目，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最终将是一个呈倍数或指数关系的效益状况。这种因法规产生的制度性利润，是综合性的，更是符合地方人文和自然规律发展要求的，是满足人民根本利益需要的，因而是立法者所期望的。
交易成本，是为施行法规各项规定而发生的所有费用的总和，是衡量、判断制度效率的核心指标。分析条例制定前后的交易成本情况发现，实行法制的交易成本最低。其主要原因首先是古城的重点保护区和建设控制区有了明确的划分，违法与否界限十分清楚，违法的后果也十分明确，利于守法。其次，是守法成本和执法成本都很低，古城的单位和个人不需要因遵守条例比以往支出更多的费用；行政执法的有效性十分明显；对行政执法情况的监督也十分便利。当然，为实施条例也要增加一些经常性开支，但从长期的情况来看，这些开支分摊之后也是很低的，尤其是与古城带来的巨大效益相比，各项成本费用的支出更是微不足道。
立法效益的高低，与立法供给成本紧密联系。实际上，实施成本的构成主要是阆中市政府为执行条例投入的基础设施改造、古城维修以及有关单位和居民户的搬迁等费用，约占总成本的99%；执法成本约占总成本的1%；各种处罚约占总成本的0.01%。正是如此，使条例得到了普遍的遵守，实现了古城保护向法制管理的顺利过渡。在古城保护加速和古城特有内涵日益彰显的作用下，阆中市的经济社会呈现快速发展的态势。同期成本与收益之比为1：4－1：7，显示了可观的立法经济效益。与此同时，古城文化的特点日趋鲜明，氛围日渐浓厚，内涵日益丰富，文化产业初见端倪，体现了良好的立法社会效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