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琦的出位成了极具臧否价值的在粉红色事件，不出意外，“安琦事件”将成为新锐媒体定格2005年年度事件的有力竞争者——以社会事件或文化事件或体育事件的身份。
李毅大帝芙蓉姐姐卫慧绵绵于连于勒许文强葛朗台们一起出街，将娱乐精神与低级趣味、个人野心与金钱梦、登峰造极的贪婪与吝啬……演绎成芜杂的社会底力。鱼网袜，有SM倾向的铁链、皮装和皮鞭，酒吧里氤氲的烟草和酒精的混合味道、染黄发穿鼻环的蹦迪少年、声嘶力竭的摇滚……这一切集体打着先锋的旗号，放射着出癫狂的迷幻引力。究竟该不该在上述诸类中添加上足球呢？中国足球似乎在每个细节上，都参与到这些复杂的社会语境的合成中。
在这个价值观与道德观异常善变的年代，20年30年后，还有人记得“安琦事件”吗？即使记得，他们会以什么样的心态来重新评说它呢？
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那拨人的老偶像艾伦·金斯伯格吧？作为五六十年代美国“垮掉的一代”从精神到实际行动上的超级偶像，似乎全世界都将这位披散着满头卷发、目光炽烈、与一个同性伴侣共同生活至死的美国人的误读，延续到对“垮掉”的内涵的误读。“且将我的精液射入我的灵魂，也射进杰克的灵魂和任何哪位愿意听的人的灵魂”，竟然有位中国译者将他诗句里的“sermon”(布道，讲道，训诫，反省)误认为“semen(精子)”并以为就是“精液”。
没有灵魂，只有精液；不要反省，只要排泄。
而金斯伯格在诗中对“ fuck”“cock”等的毫不避讳，竟引导了中国一些先锋诗歌的极端口语化实践，有人写出了诸如“男的亮出了自己的把柄，女的亮出了自己的漏洞。我们都这样了，我们还怕什么？”这类诗句，可金斯伯格“操”的是狂妄的美国以及美国诸多丑恶。
东方对西方的误读，成为东方膜拜和模仿西方的理由之一，失败的抄袭后，我们还没腾出工夫修复自我，或者干脆不愿修复自我。伴随着“玩物时代”的到来，中国职业足球出现了，玩球玩盘玩女人，昔日的顽主算个屁！我们都是球员了，我们还怕什么？身份上的优越感、具有一定统治力的金钱厚度、还有作为球员的自我放逐不求上进，折射出在中国作为一名球员的身份尴尬。同时，“作女”们也在疯狂自我作践，池莉是在喝了一杯酸奶享用了一碗美国大兵的方便面之后，当晚来了灵感，把原《东方青苔》的书名，换成了现在的《有了快感你就喊》。在快感文化先验者池莉的启蒙下，北村迸射出《周渔的喊叫》，虹影启开了《孔雀的叫喊》……最后，连“美男作家”葛红兵也加入到这场浩大的身体叙事中去。
文化屈尊于情欲，足球屈尊于情欲。声色犬马的球员和放浪形骸的“作女”们的关系，表面是双向都处于主体地位的暗合，其实却是球员的身份优越感和腰包厚度的丈量尺度。一次，以“妓女作家”自居的九丹出现在电视上，独自面对四位压根儿就不尊重她的男性作家和诗人。当她毫无怯意地把自己的《乌鸦》和钱钟书的《围城》相提并论时，受到了四位男性的一致批判甚至嘲讽，而九丹是镇定而冷漠的，她的神情中隐含着女性遭到屈辱时独有的那种软软的顽强，表达的是弱势群体在社会留给她们的并不多的出路上的挣扎。
一个毫不尊重女性的群体，你是否愿意对它指望太多，即便有些女性是“十三号天使”，是钱越多就任你搞。 |
